雨城区政协扎实开展帮扶活动

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扩大政策覆盖面。

第四，协议不只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是个比较高规格的贸易协议。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放管服的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随后多层次地推广到全国各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培育内需、拉动消费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海南自贸港建设分两步走。从落地效果来说，海南全岛在封关下实现零关税、低税率（企业、个人15%）、简税制、强法制、分阶段，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3、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深圳的创新强度在全国各城市最高，即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1%左右，远高于粤港澳大湾区的2.1%平均水平，也高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6%左右，是当前我国的创新之都。

而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参与国，则更应该强调资本密集型产能的合作。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做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机融合。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新发展格局下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过去由于交易惯性和路径依赖认为是无所谓的问题，都开始逐渐变的有所谓了。上述种种金融的结构性变革都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打实落，才能取得标志性的快进。

当前，中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金融大国，我们的银行体系、信贷市场规模、外汇储备规模都是全球第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的规模排全球第二。当前形势下，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这主要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今天，跨境币种选择的非市场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意味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从金融角度看，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以下这几件事。目前人民币是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计价货币功能也有所突破。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可以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据相关部门估算，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100万亿，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左右。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如此才能为支持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一个高效完备的生产供给体系。与国际上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成功的养老金体系相比，当前制约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财政给予的税收优惠激励不足，涉税流程相对繁琐，没有能够调动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规模经济也不够，机构投资者发展也不足，养老体制改革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

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其次，应该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同时可以对银行实施阶段性的风险权重计量。

促进养老金融发展对加快构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长期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黄奇帆理事长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尽管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是国际经济联通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大概是40万亿，如果把这些资金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运营，其中只要有20%可以配置到股权融资市场，可以运营的资金就会达到8万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活，经济活。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注重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以及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的运用。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疫情过后有效需求能否快速恢复，仍然会制约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

这要求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积累并增大后期风险释放压力，尤其是要避免资金的空转套利乃至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其实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早已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为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需求的拉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人民币的支付、投融资、储备、计价等国际货币功能全面增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宏观杠杆率季度报告》显示，上半年杠杆率增幅为2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了266.4%。尤其是推动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资产将用于养老，资金规模大约有60万亿。

首先，通过建立第三支柱可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为长钱，从而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的信息披露、退市、卖空、投资者保护等制度都不够完善，境外投资者在对境内投资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行为谨慎，投资期限也是趋于短期化的。

在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我以为金融无疑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譬如参考债转股的风险权重计算方式，给予商业银行在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2-3年的低风险权重计量期限，来平滑持有期间的平均资本占用。

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把这些资金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就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权限的匹配，这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一个重要驱动力。第七，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有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但与此同时，某些热点城市的房价在疫情冲击下仍出现快速上涨，并存在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这些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并对内需的恢复，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带来负面影响。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自2009年7月央行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领域的使用限制。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放开对境外投资者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第五，必须坚定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互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为指引，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

央行和监管部门可以联合设立普惠金融服务中心，专门协调解决普惠金融实务操作中可能出现的梗阻，推动新型供应链金融创新试点，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助力国内大循环。其次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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